在福建出生的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是南宋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同时也是一位正气凛然、忧民忧国的廉吏。他19岁中进士，先后任同安县主簿、南康知军、漳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等，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当过皇帝宋宁宗的老师。
朱熹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他倡廉政，主张惩、防结合，重视对官员的思想教化和文化熏陶；作为当时的大儒，他将儒家治国理念融合于廉政建设思考和主张，传播于世，受之者众，为社会注入一股清新之气。
朱子故里——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五夫村
民事为重 尽职敬业
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规范，认为官德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兴衰。朱熹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加之其数次的仕宦经历，更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遂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官德思想和主张。
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朱熹特别强调尽职敬业，并对几种不良官风提出了尖锐批评。一是“不见吏民”。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为图省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对百姓的呼声不理不睬，以致“民有冤抑，无处伸诉”。朱熹认为这种官员是“不仁之人”，已丧失了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二是“不肯任事”。一些官员懒惰成习，苟且偷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朱熹批评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懒，则士大夫不肯任事。”三是办事拖拉。朱熹针对当时官府往往文案积压，许多事情久拖不决的情况，主张一日了毕一日事。他说：“当官文书簿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四是贪图享乐。朱熹说：“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当官的首先想到的不是尽力职事，处理公务，而是如何吃喝玩乐，这与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的古训背道而驰。
位于福建省尤溪县朱熹文化园里的石刻朱熹手迹。
平易近民，凡事公道。朱熹深受儒家重民传统的影响，对当时官员普遍缺乏爱民惠民之心、大多“漠然无意于民”的现实甚为不满，明确主张：“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 “平易近民，为政之本。”要求当官者把庶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奉法爱民，不求闻达。”其中首先要做到“临民以宽”，注意爱养民力，存恤百姓，减轻对他们的剥削。当然，这不是说“事事不管”、“事无统纪”，“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他针对当时一些人打着宽政的旗号，尸位素餐，荒于政事，甚至惑于“阴德”之论，不敢大胆惩处害民之徒的情况，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就必须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严惩害群之马，把“临民以宽”与为政以严统一起来。
福建省尤溪县紫阳公园内朱熹和他的四大弟子
临民以宽 ，驭吏以严。朱熹明确主张：“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要求为官者做到“临民以宽”，并告诫统治者不要竭泽而渔，激起民变，认为“平易近民，为政之本”，这与现代社会人本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次，朱熹还进一步主张“恤民”与“省赋”，他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以为恤民之本。” 朱熹深谙“宽严相济”的为政之道，相对“临民以宽”，他对官吏却是严格管理，对“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的思想坚决纠正。尤其憎恨当时一些官员为图省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对百姓的呼声不理不睬，打着宽政的旗号，尸位素餐，荒于政事，甚至惑于“阴德”之论，不敢大胆惩处害民之徒。他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认为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就必须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严惩害群之马。朱熹在任浙东茶盐公事期间，时间虽短，但以弹劾贪官污吏而闻名朝野，刮起一阵镇豪惩贪的“朱旋风”。
福建省尤溪县朱子文化园全景
恪守清廉 慎独慎欲
“存天理，灭人欲”可谓朱熹理学中著名的一句话。朱熹所提倡的“灭人欲”要灭的只是被物质的欲望所蒙蔽或迷惑而产生的超越自身条件，“循之则其心私且邪”的恶念。而对符合人性的正当要求和欲望“循之则其心公且正”，因此并非属于要灭的范围。正如宋人袁采所言：“饮食，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求之，则为饕为馋；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狎之，则为奸为淫；财物，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得之，则为盗为贼。人惟纵欲，则争端起而狱讼兴……”对于执政者来说，天理就是天下为公，人欲就是一己之私。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些所谓“人欲”，都是朱熹所反对的。这种严以律己慎独慎欲的思想，体现着为官者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克制、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也是官德修养的基础。
朱熹故居紫阳楼，又名紫阳书堂、紫阳书室,屋后有一半亩方塘。朱熹从15 岁起在此定居,一直到晚年迁居建阳为止, 共50年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在半亩方塘观景时情不自禁地就做起了这首千古绝唱。图为位于尤溪县南溪书院内的方塘。
颠簸不失志，贫贱亦清廉。朱熹年少时就流露出清廉之志。他19岁得中进士之后，回徽州婺源故里扫墓并拜会宗族长辈。一天，他行至故乡东门桥头，见一水池石罅间淙淙涌出凉洌甘醇的泉水，顿生思悟：为官当像这泓泉水，“颠簸不失志，贫贱亦清廉”。这句话也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
非道弗取，重义轻利。朱熹传承了儒家学说中的“富贵有道”思想，奉行“非道弗取“的生活理念。他认为，“君子安贫知命，财富应取之于正道，非道则一介弗取”。纵观朱熹的一生，并非没有步入高官厚禄行列的机会，只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屡屡辞官，心甘情愿地固守贫穷。这可从“歇马庄让田”这件事上可见一斑。据史书记载，朱熹14岁丧父，其父在临终前将他托孤给崇安好友刘子翚兄弟，刘子翚考虑到朱熹母子日后的生活困难，就购买歇马庄的200亩田，赠送给朱熹母子以贴补家用。刘子翚逝世后，朱熹把歇马庄的田地、财产交还给刘子翚儿子。刘氏兄弟与朱熹亲同手足，深感朱熹生活困难，但又难以推辞，无奈之下，只好将田产转捐给五夫的南峰寺为庙产，一场礼让田产的难题才得到完满的解决。
一代大儒朱熹把儒学精华和自身的教育思想融入到家规家训之中，写就三百余字的家训名篇《朱子家训》。八百多年来，朱熹后裔繁衍生息，已历经三十多代，子孙遍布各地，达数百万之众。然而不管身处何处，《朱子家训》始终是朱子后裔共同的人生指引。
忠孝廉节，朱子传家。从朱熹的“朱子家训”里要求“勿以恶小而为之”、“见不义之财勿取”到“门阑欲其清白”、“临财欲取勿苟，见利欲其勿争”，再到为岳麓书院亲笔题词“忠孝廉节”，都表明朱熹为人处世的清廉观。关于“贪”，朱熹指出：“人能无贪欲之心，则何用为不善矣”，“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道明了贪欲害人的深刻道理。他认为戒除贪欲是个人成就良善之德的基础。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是朱熹教育女儿的倡廉诗。一日，他不打招呼到女儿家，因家贫，只用葱汤麦饭接待自己的女儿感到心情内疚时，朱熹教导女儿行为向善，秉持清贫而即景抒怀，写下了此诗。真实让人看到了朱熹廉洁的人品。
位于福建省建阳市的朱熹讲学书院：考亭书院。
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的朱熹讲学书院：武夷精舍。
心系百姓 身体力行
自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来，历代的儒家学者都对民本思想推崇备至。中国历史上许多被后人传颂的清官、好官，多是身体力行儒家民本思想的典范。
朱熹深受儒家爱民思想的影响，对当时官员普遍缺乏爱民惠民之心甚为不满，明确主张：“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倡导为官者做到“临民以宽”，并告诫统治者不要竭泽而渔。朱熹主张“恤民”与“省赋”，他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他所倡导的“平易近民，为政之本”观点，与现代社会人本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朱熹手迹“四个之本”板联
朱熹的施政主张虽被南宋统治者排斥，但他高洁的操守和悯民的情怀却赢得了百姓的赞赏。在浙东为官时，他出行视察“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其轻车简从的目的，就是为了“访民隐”——真正接地气而非官气。
主政闽北时，朱熹与民众打成一片。他在诗作《谢客》中这样写道：“野人载酒来，农谈日西夕。此意良已勤，感叹情何极。归去莫频来，林森山路黑。”几位老农将自个酿制的酒在夕阳将落时从崎岖的山道中送与他品尝，他为此深感过意不去，一再叮咛他们“归去莫频来，林森山路黑。”从这里不难看出朱熹与百姓的亲密关系。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他始终致力于缓和社会矛盾，想方设法地为百姓办些实事。他退居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此后，这一举措在多地推行。由此，以粮赈灾的制度开始向州县以下扩展到了乡镇一级。当年朱熹倡议设立的朱子社仓，在历经800多年风风雨雨之后，目前依然得到完好的保存。
朱熹诗作《西阁》有两句著名的诗句“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间雨。”大意是：只听得枕下泉水哗哗的流水声，若能化作人间及时雨，该多好呀。而《朱子家训》中也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这种心系百姓，甘于艰苦恬淡的心态，也是其廉洁自律的一种写照。
在福建，为了纪念爱民的朱熹，武夷山脉方圆数千平方公里的许多山水被命名为朱山、朱溪……
福建尤溪县朱熹广场
以身作则 嫉恶如仇
说起朱熹倡廉反腐，这位大儒除大半生一心传道授徒，著书立学外，在从政为官的九年里，一直以身作则，清廉执政，对贪腐嫉恶如仇。
朱熹在同安任主簿分管簿书、赋税、教育三年里，“事无大小，必亲裁决。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妨官吏弊利。 ”到任漳州知府仅一年，就使漳州“僚属励志节，而不敢姿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
从他在白麓洞书院立下学规“正其义不谋其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在朝廷为宁宗皇帝担任侍讲兼待制四十天里，多次向皇帝进言“不迩声色，不殖货列”、“存养省察之功”、“从谏弗呋，改过不吝”。
朱熹手迹：廉节
淳熙八年（1181年）8月，浙东发生饥荒，朱熹受命巡视灾情。到浙东后，他不带随从人员，单车微服，去四方察访民情，“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经过察访，朱熹亲眼看到许多农民因受残酷剥削和灾荒而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凄惨现象，同时得知一些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为此，他大胆奏劾了绍兴兵马都监贾佑草菅人命，漏报二十万灾民，导致哀鸿遍野的不作为；弹劾嵊县官府指使密克勤用糠、泥拌和，用小斗替换大斗，从中贪污赈救饥民官米4160石的犯罪事实，又弹劾了衢州守臣李峄隐瞒灾情和谎报政绩，不勤荒政的事实。
从他在任职官时给皇帝先后递交的四十余件奏折中，就有过半是举报、弹劾贪官污吏的。
朱熹六次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贪赃枉法更是史上有名。
位于尤溪县朱子文化园的朱熹六劾唐仲友浮雕。
1182年7月，朱熹到台州巡视灾情。接到反映知府唐仲友为官不正的举报后，朱熹决定对唐仲友进行调查，查明了其在台州知府任上存在违法收税、贪污官钱、伪造钱币等多项违法乱纪行为。唐仲友是当朝宰相王淮的亲家，而朱熹当时被提举为浙东茶盐公事之职又是王淮推荐的。面对大义与私情，朱熹毅然选择了前者，一再上奏折弹劾唐仲友，这说明朱熹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
在惩治贪官污吏上，朱熹同样很有办法。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事漳州时，依据政情，发布了《州县官牒》，下令各县的县丞、簿、尉必须赴长官厅，逐日聚厅议事。为防止猾吏不法行奸，朋比营私，他采取了“对移法”。即对分掌财赋肥缺、坐地勒索民财的州吏，给予调离或撤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轮岗或异地任职。
龙岩当时是地僻山乡，无鱼盐之利，民生贫薄，而一些官吏非但不体察民情，还经常派人下乡骚扰，多次激发民变。朱熹到任后即书写《龙岩县劝谕榜》，下令龙岩知县约束官吏，务宣教化，严守条法。
2015年10月27日，世界朱氏联合会、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在朱熹出生地——尤溪县南溪书院隆重举行纪念朱熹诞生885周年祭祀大典。